菲利普.约翰逊1992年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的一次访谈中称贝聿铭是当今最伟大的建筑大师。
贝聿铭在建筑系学生中的受关注度远不如一些明星建筑师 – 如库哈斯,如哈迪德,如盖里等,但贝聿铭在职业建筑师中却享有崇高声望。因为贝聿铭并没有很多新概念新噱头,贝聿铭似乎从来没有领导过潮流。但贝聿铭的每件作品都很卓越,因此无论你站在那个流派的立场也都得承认其作品的品质。贝聿铭的作品抓住了建筑中一些最本质的东西。其实是领导着最持久的潮流。
几十年如一日,贝聿铭坚持着自己的现代主义立场,并通过不懈的努力提升着她的层次。不害怕被冷落,不为了功利的目的随波逐流,用作品本身而不是建筑以外的东西说话。贝聿铭不愧为大师中的大师!
建筑大师贝聿铭一直是本人尊崇的人物,他的建筑哲学也是本人所研究学习的方向。在他的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落成开馆时本人花了两天的时间在那里参观学习,并将了解到的有关信息和对大师建筑的理解整理写了下面这篇文章,和一些图片贴在下面,以飨读者。
2003年5月25日联邦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博物馆云集的“博物馆岛”又增添了一座新的博物馆。建筑大师贝聿铭(Ieoh Ming Pei)的又一项杰作,德国历史博物馆新馆在这里建成开馆。这也是贝聿铭在德国的第一个建筑。
贝聿铭是当代著名的建筑大师之一,是古典现代派的代表人物。这位有着中国血统的美国建筑师被人们誉为“光线大师”和“空间术师”。他的那些给人们留下印象深刻的建筑设计对二十世纪的建筑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贝聿铭的建筑遍布美洲,亚洲和欧洲。作为包豪斯创建人瓦尔特·格罗庇乌斯(Walter Gropius)和马塞尔·布罗耶(Marcel Breuer)的学生,贝聿铭继承了包豪斯严谨的现实派特点,又以他自己的风格进一步加以发展和完善。在贝聿铭设计的众多建筑中尤以博物馆设计最为著名,而博物馆设计的不解之缘在他建筑生涯的一开始便已结下了。1946年贝聿铭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学院的毕业设计的题目便是“在上海的中国艺术博物馆”,这个设计在设计学院受到了高度的赞扬。导师格罗庇乌斯在评语中写到“……它清楚地表明了一个有能力的设计者能够很好地抓住传统的基本特征-他发现这种特征依然存在着生命力-而不牺牲具有时代精神的概念。……”并赞誉这个设计是他的学生中“最好的”。贝聿铭在至今的十二个博物馆建筑设计中将现代的建筑形态同历史老建筑或历史的环境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每一座博物馆都成为新的建筑瑰宝。
1987年德国政府决定建造一座新的历史博物馆。由于政治的原因,这项拟定中的计划一直拖了长达16年才得以实现。东西德统一后,尤其是通过投票决定了联邦德国的首都由波恩重新迁往柏林后,建造新的德国历史博物馆的议题重新又提了出来,而且由谁来设计建造也成了其中的另一个议题。早在1987年8月当时的德国政府作出新建历史博物馆的决定,并为此进行了招标。1988年6月米兰的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 1931-1997)的设计一举中标。但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事件,如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拆除,1990年10月东西德重新统一以及1991年迁都的决定作出等,使得新建历史博物馆的计划搁浅。1992年罗西规划设计的历史博物馆原址也被视为不合适,因为那儿将要建造新的德国总理府。
重新选定的馆址是18世纪德国雕塑家及建筑师安德列阿斯·施吕特(Andreas Schlueter, 1660-1714)设计的原军械库,它曾一度被民主德国作为德国史博物馆使用。但这个柏林最主要的巴洛克建筑之一的建筑物仅能满足7500m2的展览场地,远远达不到规划中的永久展馆16000m2和更换展览场地5000m2的要求。因此重新建造一个与主馆建筑相连接的新馆建筑势在必行。新馆址与军械库相邻,50年代在那儿建有德国史博物馆的储藏库及工场等建筑。这是一块夹在历史老建筑物中隐蔽的小小基地。它的周围有19世纪新古典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德国画家及建筑师卡尔·弗里德利希·辛克(Karl Friedrich Schinkel, 1781-1841)著名的老博物馆建筑和新瓦赫(Neue Wache, 1816-1818年建造的古典主义风格建筑,60年代起被用作纳粹及军国主义统治下受害者的纪念堂)以及安德列阿斯·施吕特的巴洛克风格建筑等。要建造的新馆只有很少几处能看见其立面,而且必须在设计中规划出许多使用面积来,这些对新馆的建造都是极其困难的条件。由于贝聿铭在诸多博物馆建筑设计中所取得的成功,联邦德国政府因此认定,惟有贝聿铭才是这项设计唯一合适的理想人选。
1917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的贝聿铭70年代及80年代以他杰出的新老建筑结合的完美设计闻名于世。美国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东馆(1978年建成),波士顿美术馆(1986年建成),特别是1983年至1993年卓越的巴黎卢浮宫扩建修缮工程等证明了贝聿铭对博物馆设计所具有的出众才能。他的能力在于他的设计总能够在各自不同的地方找到与之相符的“建筑语言”,而不是简单地落下“带有特征的手笔”。
然而贝聿铭自60年代以来已不再参加任何项目的竞标,而且在1990年底宣布退休离开他的设计公司(Pei, Cobb, Freed & Partners)后只是有选择地接受极少的项目。按德国建筑师协会的规定,凡公共建筑的设计委托必须通过竞标方式甄选建筑师。基于贝聿铭不愿参加竞标和只接受自己选择的项目的态度,德国当时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打算效仿法国总统弗朗西斯·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决定卢浮宫计划时不执行1977年以来重大工程应举办竞标的规定,而破例直接委托给贝聿铭的做法。1995年5月当德国历史博物馆方面第一次向贝聿铭询问,是否能在柏林为德国历史博物馆设计一座新馆时,贝聿铭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有保留地未予答应。当年秋季贝聿铭被安排在波恩的总理府同科尔总理见面。两人谈论着新首都柏林的问题,首都的角色,文化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最后科尔总理出人意料地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是一架折叠式电唱机,会面在一曲莫扎特的赋格曲中结束。一个极少有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场景,但这时人们可以感觉到他们两人已达成了默契。
如同贝聿铭在答复卢浮宫项目之前首先要花几个月时间,对建筑任务,建筑的和政治的环境作一番调研后才能给出最后的回答一样,贝聿铭开始在这段时期多次到柏林,有两次甚至隐姓查访,为的是不受他人评论的影响,亲身体验判断出问题的症结。多次调研后贝聿铭得出了由新瓦赫到七叶树小树林,到军械库再经岛桥到博物馆岛的这样一组吸引人的城市建筑群组合,这时的贝聿铭对如何设计好历史博物馆新馆已有了概念,并作好了接受挑战的准备。1996年6月26日德国议会的财政委员会批准了建造历史博物馆新馆的计划。赞成直接委托贝聿铭为新馆作设计。这是德国建筑史上第一次不经招标而有联邦总理亲自决定委托建筑师设计的建筑。一座公共建筑物不经招标而直接委托建筑师设计的做法立刻招来了专业人士们的激烈批评,可当贝聿铭1997年1月17日公开展示和介绍他的设计方案后,这类批评声便销声匿迹了。贝聿铭以他的第一次方案介绍赢得了文物保护专家们的赞许和对现代建筑物建在古老建筑环境中的支持。德国的报纸也以惊叹的口吻评论贝聿铭的新馆建筑。1997年1月17日的《柏林日报》评论道 “贝氏的设计填补进了军械库后面的小尺度空间,然而却形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没有历史建筑物衬托也极具高雅的水晶体。”1997年1月20日的《法兰克福日报》也写道 “被誉为空间魔术大师的贝在柏林成功地将新老建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将一个偏僻的和不起眼的地方变成了吸引人们乐意前往的高贵之处。”
如果人们要问“一个大型的建筑意味什么?”,那么用贝聿铭的话回答便是“大型的建筑并不意味着是个大的挑战。”的确,这个夹在历史老建筑物及其环境中间的基地状况使得这个新馆的设计成了对建筑师的很大挑战。在这里,巴洛克建筑军械库在林登大街旁的弗里德利齐亚诺广场上占居着主导地位。当年卡尔·弗里德利希·辛克欲为他设计的罗马式纪念堂找到合适的位置可谓绞尽脑汁。为了保证他的建筑在受巴洛克建筑物很大影响的环境中同样具有空间作用,他在纪念堂周围按比例布置了一片七叶树林。这片树林起到了使纪念堂建筑新瓦赫同巴洛克建筑军械库之间保持间距和联系的作用。但也使从林登大街投向新馆基地的目光多了一层限制。此外巴洛克建筑同毗邻的宫殿建筑挨得那么紧,以致于人们只能透过“缝隙”般的视域看到新馆。按建筑师的设计语言来说,这意味着几乎没有视野地可利用来展现建筑体及其立面。尤其是新馆北向的背面紧邻着老建筑马克希姆·戈基剧院。虽然从那儿人们可以将视线投向远处博物馆岛上的弗里得利希·奥古斯特·施蒂勒(Friedrich August Stueler)设计的老国家美术馆,佩加蒙博物馆,恩斯特·冯·伊内(Ernst von Ihne)的博德博物馆以及位于趣园旁辛克的老博物馆,但可见的新馆背立面也仅只能从侧面观其整个。然而此刻却没有任何其他建筑物能够象新馆建造将会对这个区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这个城市空间的位置决定着德国历史博物馆越过施普雷支河与“文化的广场”博物馆岛的无形联系。
贝聿铭以一个略带弧形,几乎与主体建筑等高的玻璃廊厅妥善地解决了同巴洛克建筑军械库之间距离上的冲突。这个玻璃廊厅使人们可以仰望天空。在地下层设有连接新老博物馆的通道。天桥,廊台,梁腹板,楼梯在不同的高度交叉连接,限定着廊厅的区域。在建造中廊厅采用了同巴黎卢浮宫金字塔一样水晶般的最高品质玻璃,从视觉上拓展了狭小场地的范围。玻璃墙幕既分隔开两幢建筑物,又使其相互关联。博物馆的参观者在映现的巴洛克建筑富丽堂皇的背景下闲逛的同时,古老的建筑也随之在“运动”。贝聿铭还在新馆的入口处很有自我意识地对着巴洛克建筑和宫殿建筑的豁口设置一个玻璃的螺旋楼梯塔。在这个没有回旋余地处耸立这么个“捕捉眼”可以说几乎是唯一的可能,使新馆在体形上有一个吸引点,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军械库和新瓦赫的阻隔后面吸引过来。因为这样的玻璃螺旋楼梯塔常被用在百货商店或购物中心,所以也有批评者对此谨慎地提出了批评。事实上建筑美的创造不仅仅是建筑师突发奇想的结果,更主要的是根据其功能需要所作的安排。在剩下的建筑用地约近2000m2上贝聿铭设计了一个简洁明了的三角形几何体。各展览大厅都分布在里面。三角几何体是贝聿铭在建筑设计中经常使用的基本形式,在他著名的建筑中都曾运用到。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是两个相互构成个梯形的三角形;香港的中国银行大厦是由一组排列和旋转了三角体构成;巴黎卢浮宫金字塔是由四个三角形在一个正方形上筑成的空间。德国历史博物馆新馆的三角形体也是整个建筑的支撑结构。它不仅适应了基地锥形的布局,确立北面的建筑基线,同时也使建筑空间的开放处面朝西南方向,即对着通向林登大街的豁口。新馆的北面切出的平台以一个“双重三角体”出现是个合乎逻辑的空间布局。西南侧面的一块略带弧形的墙面使得三角几何体原本生硬的棱角同廊厅和螺旋楼梯塔的动感谐调起来。在弧形墙面接近顶端处自下而上开了个光线槽,它同上面的玻璃内阳台相连,参观者能在这里休息一下或眺望一下窗外。在这儿人们可以发现新馆同辛克老博物馆著名柱廊的联系之处。新馆的地下一层总共4700m2使用面积,充分利用了建筑用地,主要的展厅也设在这里。上面的三层分设了其他几个不同大小和高度的展厅,总面积为2600m2 ,可同时举办四个不同题材的展览。一个有57个座位的小报告厅,一个博物馆卖品部,多个小工场间以及占居整个地下二层的储藏库和机房。
通透感,运动和光线是贝聿铭设计公共建筑的基本要素,即要达到“看见和被看见”的效果。由建筑构件的凹凸交叠和采用天然石饰面而显得具有雕塑效果的建筑体被几乎等高的玻璃廊厅环抱着。通过廊厅的玻璃墙幕使得内部参观者的流动就象透过玻璃橱窗那样被追踪,同时巴洛克建筑北面的立面透过大厅玻璃又如同镶嵌在一个画框中展现给博物馆的参观者。封闭的玻璃楼梯塔在夜晚就象一个灯塔,它是巴洛克军械库巨大建筑体后面唯一的将人们的目光从林登大街吸引过来的亮点。螺旋楼梯从玻璃塔向外挑出,有意识地体现出室内外之间的历史环境。从外部观看,玻璃楼梯塔本身就是一个展品,同时又是博物馆的玻璃“陈列柜”。贝聿铭以这个朝向军械库和弗里德利齐亚诺广场的视线轴使新老建筑物之间在建筑艺术上取得了一致。由地下一层敞开的大空间可使视线不受阻地投向天空。这个极为宽敞的空间是贝聿铭根据对历史建筑文物保护所作的规定而构思出的完美方案。从自动扶梯,露天台阶,天桥或游廊人们总能将目光瞥向对面的军械库立面。贝聿铭称他的博物馆建筑为“都市剧场”。从它的各个不同层面空间的交叉和垂直连接使得内部空间在不同的角度出现各异的立体景象,不但极大地丰富了内部的空域变化,也起到了同外部城市空间的关联作用。
各展厅设在一个以天然石料装饰墙面,绝大部分为封闭的建筑体中。出于文物保护方面的原因,这些展厅都不开设窗户,但各处都保持了同基本几何体-三角体的关联。仅只是在三楼按贝聿铭的想法在建筑体上切出了三角形的凹槽。一个屋顶平台和一个凸出的玻璃内阳台实现了投向博物馆岛的视野和聚焦于新瓦赫及七叶树林之目光的可能。在东端紧靠着博物馆的管理楼是个L型的建筑。在里面设置了报告厅和艺术品修复工场。
新馆的墙面材料同它对面的古典建筑非常匹配,但同时又体现出时代的风貌。封闭建筑体的外墙以及玻璃大厅内的墙壁都以精致磨光的法国石灰岩石作贴面。承重的楼层板都以被称作为“建筑混凝土”,一种专门加了色的混凝土材料制成。它的纹理是采用精细的俄勒冈松木板(Oregon Pine)的纹理加工做出。大厅的地面是用北美洲带有玫瑰色发亮晶斑的花岗石(Mason)铺成。在展览室区域还考虑了灵活可变的供电方式。所有通风管道和电器设备都被置于双层地板中间。栎木木条拼合成的正方形地板块可以随时更换成带有电源接口的板块,以致于能在房间的任何地方提供电源。照明采用屋顶下照光源。展览厅的突出照明可通过灯光轨道移动。这些轨道在屋顶上按总规划元素-三角形网格进行布置。仅在三楼的屋顶,这些三角形网格是以锥形来构成,目的是要通过这些附加的三维体突出强调最高层展厅的屋顶。另外还有些细部,如天窗,沿楼梯的嵌入式壁灯,楼梯台阶板,楼梯扶手等的形式和造型无不体现出贝聿铭不仅是个精细的建筑大师,而且还是个具有超高水平的艺术家。
在按照设计方案的实施过程中贝聿铭对材料的质量,加工和建造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些贝聿铭对美学的高要求给项目的合作者,专业规划人员,建筑管理人士以及实施建造的建筑公司以很大的压力,但这些精确的建造要求和严格的材料选择正是贝聿铭创造出杰出作品的秘密所在。在建造过程中也常常有许多技术方面的,人员和政治方面的困难和阻碍要克服。甚至有时情况到了几乎找不到解决办法,项目面临落空的令人担忧的局面。只是在所有项目的参与者齐心合力和坚定不渝的努力下,才使新馆的建设大功告成。在一次采访中贝聿铭被问到,在项目完成时什么对他来说是最美好的。贝聿铭回答道:“对那些克服种种阻碍的建造过程,对我所面临过的所有困难和对那些在这当中我所得到的各种人士的帮助,尤其是我的项目合作者和委托人的回忆常常是我最大的享受。”对于贝聿铭来说,那些同建筑委托人进行深入的讨论是对建筑取得成功的极为重要的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在中国园林环境中长大的贝聿铭深刻领会了山石被水冲刷造型的含意。这种自然力的和谐对他的建筑设计同样具有隐喻的作用。水可以塑造石头,但石头终归是石头。那么哪些形状是他想要的呢,贝聿铭说,“其实我做的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些我作为建筑而发展的形状必须同围绕它们的‘水流’相吻合。我一直是在建造我童年时代的花园。”在建筑生涯的变迁中贝聿铭从不为迅速冒起的各种时髦所左右,而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这种信念也反映在德国历史博物馆新馆的建筑设计上。这并不仅是一种个人建筑艺术的描绘,更是一个完美的建筑杰作。他以简单的手法为自己和为城市公共建筑勾勒出了完美的轮廓。